大自然在反抗

我们冒着巨大的风险竭尽所能想把大自然打造得符合我们的想象，但最终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但现在看来，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实际情况，虽然很少被人提及，但这个事实显而易见。改造自然没有那么简单，昆虫找到了避开我们对它们进行化学攻击的办法。

“昆虫是大自然最惊人的创造。”丹麦生物学家C．J．布里杰这样说道。昆虫的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能够深入了解昆虫世界神秘之处的人总会不断为之惊叹，他知道，一切都有发生的可能——即使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也经常出现。

这一类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正在两个领域广泛发生着：其一是通过遗传学选择过程，昆虫产生了对化学物品有耐药性的种族；其二是化学品，它们正在削弱这环境本身固有的、能够阻挡各种昆虫的自我防御能力，这是更大、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当我们每突破一次这种天然防御能力，一大群变异昆虫就涌现出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告都清楚地证明，我们现在正处于严重困境中。在大量使用化学药剂控制昆虫10年乃至更长时间之后，昆虫学家发现，几年前被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回来折磨他们了，同时还出现了新问题——一种昆虫一旦出现，哪怕一开始数量并不突出，也必定会在短时间内泛滥成灾。由于昆虫的自然本性，化学控制总是弄巧成拙。化学物质本身的系统设计没有全面考虑复杂的生物系统，这些化学药物可能对少数昆虫进行过清理，但无法预测其对整个生物种群造成的后果。

如今，一些地区逐渐无视大自然平衡。平衡在早期较简单的世界中是一种占上风的状态，这种状态现在已经被打破，我们甚至快将它遗忘了。有人认为这个设想很有道理，但是把这设想当作行动指南就异常危险了。虽然现在的自然平衡和冰川时代大不一样，但这些平衡依旧存在。自然界是一个将各个生物联系起来的、复杂又精准、高度一体化的系统。我们不能再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了，否则我们就会像坐在悬崖边却忽视重力规律的人一样危险。自然平衡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流动的、变化的，永远处于调整状态中。人类也是自然平衡的一部分，有时自然平衡会对人类有利，有时则会对人类不利。当自然平衡过于频繁地被人类自身的活动影响时，它就会变得对人类不利。

在制订昆虫控制计划时，现代的人们忽视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个事实是，真正有效控制昆虫是由大自然而非人类完成的。从第一个生命存在以来，昆虫繁衍的数量一直被昆虫学家称为“环境防御能力”的东西控制着。“可用的食物量、天气及气候条件，竞争者或者猎食生物的存在……这一切都至关重要。防止昆虫破坏我们世界其他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们内部发起的自相残杀的斗争。”昆虫学家罗伯特·迈特卡夫说。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化学药物杀死了所有的昆虫，无论它们对我们是敌是友。

第二个被我们忽视的事实是，一旦环境的防御能力被削弱，某些昆虫就会出现真正的爆发性繁殖。许多不同生命的繁殖能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尽管我们现在和过去对此已经有过暗示。从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记得这样一个神奇的画面：在一个装着干草和水的简单混合物罐子里加入几滴成熟的原生培养液，奇迹就会发生。几天之内，这个罐子里就会出现一群一群旋转着向前移动的生命——数以亿计的拖鞋状草履虫。每个都小得像灰尘，它们全部在这个温度适宜、食物丰富又没有天敌的临时伊甸园里毫无拘束地繁殖。这一景象让我联想良多，一会儿想起能使海边岩石变成白色的藤壶，一会儿又想到一大群水母正游过的景象，它们一海里一海里地移动着，看似无休止颤动着的鬼影般的形体像海水一样虚无缥缈。

当鳕鱼穿过整个冬季洋流到达目的地开始产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大自然奇迹般的控制作用。在产卵地，一条鳕鱼产下几百万个卵。如果这些鳕鱼的后代都能成活，大海肯定会变成鳕鱼的天下。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般来说，每对鳕鱼会产下几百万个卵，但自然界的抑制机制使得只有其中一些鳕鱼卵能够长成成鱼，它们或许只能刚好替补它们的父母留下的位置。

生物学家们经常会猜测：如果发生了无法想象的大灾难，自然的防御能力都消失不见，只有一个单一物种的所有后代能生存下来，那么会发生什么？一个多世纪以前，托马斯·赫胥黎就估算过，单个雌性蚜虫（它具有不需交配就可以繁殖后代的神奇能力）在一年内产出后代的总重量相当于当时中国总人口的重量。

这种极端情况只是理论上的，不过动物种群研究者们曾见识过这种由于大自然的失常而出现的可怕结果。畜牧业从业者不遗余力地消灭郊狼而导致田鼠成灾，而以前郊狼控制着田鼠。在这方面，亚利桑那州凯巴布高原上经常上演的鹿的事件则是另一个典型例子。有个时期，这种鹿与其所在的环境一直处于平衡状态。有一定数量的捕食者——狼、美洲豹和郊狼——控制着鹿的数量，让它们不超过自己的食物供给量。接着，一项保护鹿的运动开始了，鹿的天敌通通被消灭。没有了捕食者之后，鹿的数量迅速增长。它们很快就没有足够的食物了，在它们寻找过食物的树上，没有叶子的地方越来越高。后来，越来越多的鹿死于饥饿。饿死的鹿的数量超过了以前被捕食者杀死的数量。另外，这里的整个自然环境也因为它们努力寻找食物所做出的不顾一切的努力而被破坏了。

田野和森林中捕食性昆虫的作用看起来和凯巴布高原上的狼和郊狼一样。消灭它们，被捕食的昆虫的种群就会铺天盖地地发展起来。

至今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地球上昆虫的种类，因为还有许多昆虫需要被鉴定。不过已经有超过70万种昆虫被记录在册，这就意味着从物种数量上看，地球上70%～80%的动物是昆虫。这些昆虫中绝大多数都被自然制衡力控制着，没有任何人为干涉。除了自然之力，很难想象到任何化学药剂能够控制住昆虫的数量。

但糟糕的是，我们常常是在失去昆虫的天敌所提供的保护之后，才意识到这种保护作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既察觉不到这个世界的美丽奇妙，也很难发现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生物所具有的神奇甚至可怕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捕食性昆虫和寄生生物的生活习性几乎一无所知，或许我们曾注意到花园灌木上有一些长相奇特、外貌凶恶的昆虫，也隐约知道螳螂可以捕食其他昆虫。但是，当我们夜晚走过花园，用手电筒照见到处都有螳螂偷偷靠近猎物的时候，我们才会理解我们看到的一切，才会意识到捕猎者和猎物之间上演的戏码。那时我们就会感受到大自然残酷的自控力量。

捕猎者——那些以其他昆虫为食的昆虫有很多种。有些昆虫动作敏捷，像燕子一样在空中捕猎食物；有些昆虫沿着枝干慢慢地爬行着，去吞食像蚜虫一样静止不动的昆虫；大黄蜂喜欢捕捉软体昆虫，用汁液喂养幼蜂；马蜂喜欢在屋檐下用土建筑圆形蜂巢，在蜂巢中储存好昆虫，供幼蜂食用；黄蜂飞舞在正在吃草的牛羊群上方，消灭了让牛群备受折磨的吸血蝇；发出很大的嗡嗡声的是食蚜蝇（经常被人们误认为蜜蜂），它把卵产在蚜虫侵蚀的植物叶子上，孵出的幼虫就会消灭大量蚜虫；瓢虫是蚜虫、蚧壳虫和其他食叶类昆虫的捕猎者之一，毫不夸张地说，一只瓢虫需要消耗上百个蚜虫才能燃起它能量的小火焰。

从生存习性上讲，更奇特的是寄生性昆虫。寄生性昆虫不会立刻杀死它们的宿主。相反，它们通过各种适当的方法利用宿主为其提供营养。它们把卵产在猎物的幼虫或者卵内，以便它们自己孵化的幼虫靠宿主的力量获取食物。一些昆虫用黏液将卵粘在毛毛虫身上，孵化时寄生幼虫就钻到宿主的皮肤里。还有一些昆虫出于伪装的本能，把虫卵直接粘在树叶上，这样吃叶子的毛虫就会不小心将它们吃进去，从而成为宿主。灌木丛花园和森林里到处都有工作着的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在池塘里，蜻蜓上下翻飞，阳光照耀着它们金色的翅膀，发出耀眼的光芒。它们的祖先从生活着大型爬行动物的沼泽上急速飞过。如今和古时一样，它们用锐利的眼睛在空中捕捉蚊子，然后用数只腿形成的篮状结构将蚊子一把捞起。在水下，蜻蜓的幼虫捕食水生阶段的蚊子和其他昆虫。

又或者在其他地方，草蜻蛉和叶子基本融为一体，它穿着绿色薄纱般的翅膀，有着金色的眼睛，生性害羞、隐秘。它曾在二叠纪生活过。这种昆虫的成虫主要以花蜜和蚜虫肉质为食，时常把卵产在一根长长的树枝上，并将它和一片叶子相连。它的幼虫被称为蚜狮，模样奇特，体表有硬毛，靠捕食蚜虫或螨虫为生。它们捕食这些昆虫，把它们的汁液吸干，以此维持生命。在形成白色丝茧蛹之前，每只蚜狮都要消耗几百只蚜虫。

许多蜂类和蝇类也是如此。它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寄生作用。它们消耗其他昆虫的卵或幼虫，其中一些寄生虫很小，但是它们通过巨大的数量和极强的活力抑制了很多侵害庄稼的害虫大量繁殖。

所有小生命都孜孜不倦地工作，无论晴天还是雨天，白天还是夜晚，甚至在寒冷的冬夜，生命之火扑得只剩灰烬的时候，它们也一直都在劳作，只不过在冬天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它们的力量只剩寥寥。它们等待着唤醒昆虫世界的春天的到来，然后再次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与此同时，在如白色绒毯般的积雪之下，在冻得硬邦邦的泥土里面，在树皮的缝隙里，在隐蔽的洞穴中，寄生昆虫和捕食性昆虫都找到了能使它们度过寒冬的方法。

雌螳螂度过整个夏天之后，产下卵，并将其安全地存放在一个附着在灌木枝条上的薄羊皮纸般的小盒子里。

一只雌性马蜂在一处被人类遗忘的角落营造着自己的安身之所，它体内带有大量的卵，未来的整个蜂群便会从这些卵中诞生。春天时，这只幸存的雌蜂开始建造一个小小的巢穴，并在这个巢中产卵，小心地培育出一支小小的工蜂队伍。在工蜂的帮助下，这只雌蜂渐渐扩大蜂巢，发展蜂群。炎热夏天中的每个日子，那些工蜂都在不停地寻找食物，它们将会消灭数不清的毛毛虫。

由于这些昆虫的生活特点符合我们对环境的要求，这些昆虫都成了我们的同盟，使得自然平衡向着对人类有利的一面发展。但是，现在我们却将炮口指向了它们。一个可怕的危险是，我们已经大大低估了它们牵制暗潮汹涌般敌人的能力，没有了它们的帮助，敌人会日渐猖獗地危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杀虫剂的数量增长、种类增多、破坏性增强，环境的抵御能力正逐渐全面而永久性地降低。这一现象日益明显，变成了可怕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预见到逐渐严重的昆虫危害。其中有传播疾病的昆虫，也有破坏庄稼的昆虫，种类之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但是，这些难道不是理论上的推论吗？”也许你会问，“这种情形当然不会真的发生，起码不会在我这一辈发生。”

但是，这些现象确实正在发生着，就在此时此刻。科学期刊已经有相关的记录，到1958年为止，发生了大约50种与自然平衡严重错乱相关的情况，每年还会发现更多的新情况。对这一问题的近期回顾参考了215篇相关论文，这些文章都是报告或讨论杀虫剂引发的昆虫种群平衡的灾害性失常问题的。

有时，喷洒化学药物的后果是，使原本打算控制住的昆虫出现惊人的增长。例如，在安大略省，为了控制黑蝇而进行药物喷洒后，黑蝇的数量比喷药之前增加了16倍。此外，在英格兰，随着喷洒一种有机磷化学农药，出现白菜蚜虫的严重爆发——此前并没有相似大爆发的记录。

在几次喷洒行动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化学物质对我们要对付的昆虫的控制是有效的，但是它们却打开了整个盛装灾害的一个潘多拉魔盒。这个盒子里盛装的害虫以前并未多到引起灾难的程度。例如，当DDT及其他杀虫剂将红蜘蛛的敌人杀死之后，红蜘蛛实际上就变成了害虫。红蜘蛛其实不属于昆虫，它是极其微小的八条腿的物种，与蜘蛛、蝎子、蜱虫同属一类，它有着适合刺入和吮吸的口器以及摄取叶绿素的惊人胃口。它把细小而尖锐的口器插入叶子和常绿针叶的外层细胞，摄取叶绿素。这种害虫的缓慢蔓延使得树木和灌木林都染上了像椒盐那样的斑点。在红蜘蛛的作用下，叶子转黄并凋落。

几年前，在美国西部的一些国家森林里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1956年，美国森林服务处对88.5万英亩的森林喷洒了DDT，目的是控制云杉蚜虫。然而就在那年夏天，一个比云杉蚜虫更有危害性的问题出现了。从空中俯瞰这片森林，发现大面积的森林出现枯萎，雄伟的北美黄杉正在变成褐色，它们的针叶也掉落了。在海伦娜国家森林和大贝尔特山西坡上，以及在蒙大拿州沿岸和爱荷华州的其他地区，森林看起来就像被烧焦了一样。

事实显而易见，1957年的夏天这些森林受到历史上最严重、最惊人的红蜘蛛侵袭。几乎所有喷药的地区都受到了红蜘蛛的影响。据护林人回忆，以前也发生过几次红蜘蛛造成的灾害，但都不及这次叫人印象深刻。1929年黄石公园麦迪逊河沿岸、1949年的科罗拉多州，以及1956年的新墨西哥州，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每次害虫爆发都是紧随森林喷洒杀虫剂而来的。（1929年的那次喷药还在DDT时代到来之前，当时使用的化学物质是砷酸铅。）

为什么杀虫剂不能杀死红蜘蛛，反而使它们更加猖獗了呢？除了红蜘蛛对杀虫剂不敏感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在自然界，红蜘蛛的数量受到了捕食性昆虫的制约，如瓢虫、瘿蚊、食肉螨虫和一些掠食性臭虫，这些虫子对杀虫剂都极为敏感。另一个原因必然与红蜘蛛内部种群的数量压力有关。一个不受干扰的群体怎样维持一个密集的团体呢？它们躲在敌人的防护堤里，挤成一团，喷药后红蜘蛛群体散开了。这时红蜘蛛虽然没有被化学药物杀死，但受到了刺激。它们分散开，寻找不受干扰的栖身之所，它们这样做就能得到比之前在密集群体中更加宽敞的空间和更充足的食物。红蜘蛛的天敌被杀死了，它们就没必要把精力花费在密集的防护带上了，而集中精力繁衍后代，它们的产卵量呈3倍增长。这一切都“得益”于杀虫剂。

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河谷是著名的苹果种植区。当DDT开始替代砷酸铅时，一种叫作红带卷蛾的小型昆虫在苹果园肆虐成灾，给种植者带来极大困扰。而在此之前，它们从未造成如此大的危害。随着DDT的大量使用，这种昆虫造成的损失不久就占据了苹果收成的一半，成为破坏力最强的苹果害虫。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许多地方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十分讽刺。20世纪40年代后，在新斯科舍的苹果园中，受苹果蠹蛾（导致“虫苹果”）危害最为严重的苹果树出现在那些定期喷药的果园里，而未曾喷过药的果园里苹果蠹蛾的数量并没有多到足以引起真正的麻烦。

苏丹东部积极进行了农药喷洒，但回报差强人意。棉花种植者对DDT有一个痛苦的经验。大约6万英亩的棉花在盖斯三角洲的灌溉下生长，早期的DDT使用成效明显，于是喷药量就被加大。这是一切麻烦的开始。对棉花最有害的是棉铃虫，但是，喷药越多，棉铃虫出现的也就越多。未喷药的棉花的棉桃和棉朵遭受的损失比喷过药的棉田要小。而且喷过药的棉田里，棉花产量明显下降。尽管一些吃叶子的昆虫被消灭了，但是任何收效也被棉铃虫的危害完全抵消。最后种植者不得不面对这个不愉快的现实——如果当初他们不给自己找麻烦花钱喷药的话，他们的棉花产量会比现在多得多。

在比属刚果 (1) 和乌干达，大量使用DDT来杀死咖啡灌木丛中的害虫，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害虫本身没有受到DDT的任何影响，但是它的捕食者却对DDT十分敏感。

在美国，由于喷洒行动破坏了昆虫种群动态，农民反复治理一种害虫，却换来另外一种害虫的疯狂反扑。近期实施的两个大规模喷药计划恰恰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一个是在美国南部实施的消灭火蚁计划，另一个是在中西部实施的消灭日本甲虫计划。

1957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农田里大规模喷洒过七氯以后，导致甘蔗最凶猛的敌人之一——甘蔗螟虫肆虐。在喷洒行动结束不久，这种昆虫就大面积出现。用于杀死火蚁的农药却把甘蔗螟虫的天敌给杀死了。甘蔗遭到了惨重毁坏，以至于农民打算控告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因为州政府没有警告他们可能发生的后果。

伊利诺伊州农民获得的教训也同样惨痛。为控制日本甲虫，伊利诺伊州的农田里被喷洒了大量的狄氏剂。在这之后，农民们发现，在喷过药的地区，玉米螟大量增长。事实上，这片田里的玉米中，含有这种破坏性昆虫的幼虫数量是其他地区的两倍。农民们或许还不清楚这些事情发生的生物学原理，他们试图消灭一种昆虫，结果却给自己带来了另一种更具破坏性的昆虫。根据农业部统计，日本甲虫在美国造成的损失约为每年1000万美元，而玉米螟造成的损失却达850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农民们一直依赖自然的力量来控制玉米螟。1917年，这种昆虫被意外地从欧洲带进美国，之后的两年中，美国政府就进行了收集和进口这种害虫的寄生虫的严密计划。从那时起，24种以玉米螟为宿主的寄生虫以一笔高昂的费用由欧洲和东方引入美国。其中5种被认为在控制玉米螟方面成效显著。不用说，这些工作现在受到了威胁，因为玉米螟的敌人已经被杀光了。

如果这听起来荒唐，那就想想加利福尼亚州柑橘园的状况吧！19世纪80年代，世界上最著名、最成功的生物控制案例就是在那里实施的。1872年，一种以柑橘树汁为食的蚧壳虫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在随后的25年里，这种蚧壳虫极具规模性地壮大，并造成了破坏性虫灾，以至于果园里很多水果作物都毫无收成。新兴的柑橘种植业也遭到了破坏性打击。很多农民放弃种植并挖掉了他们的果树。后来，从澳大利亚引进了一种以蚧壳虫为宿主的寄生昆虫——澳洲瓢虫。第一批瓢虫引入的两年内，加利福尼亚州所有柑橘种植业园内的蚧壳虫都已被控制。从那时起，人们在柑橘林中找几天也找不出一只蚧壳虫了。

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起，柑橘种植者们开始使用“具有魔力”的化学方法对付其他昆虫。随着DDT及更具毒性的化学药物的使用，加利福尼亚州很多地区的澳洲瓢虫都被杀个干净。引进澳洲瓢虫仅仅花了政府5000美元，而它们每年能为果农挽救数百万美元的损失，但因为一时掉以轻心，这种收益就没有了。柑橘害虫的侵扰迅速卷土重来，它们所造成的灾害超过以往半个世纪中的任何一次。

“这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河滨市柑橘实验站工作的保尔·德巴赫博士说。如今昆虫控制工作已经变得极其复杂。澳洲瓢虫只有通过反复投放和极其小心地喷药才能够尽量减少和杀虫剂的接触，从而存活。不管柑橘种植者们做什么，他们都要多多少少顾及附近其他田地的所有者，因为杀虫剂的飘散可能会给其他种植者带来严重损害。

所有这些例子都和攻击农作物的昆虫有关，那传播疾病的昆虫会如何呢？在这方面早就有过类似案例给予警告。例如，在南太平洋的尼桑岛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喷药一直密集地进行着，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停止了。一时间，曾经传播疟疾的蚊子重新入侵该岛。当时，所有不是蚊子的昆虫都被杀光了，而新的种群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蚊子的大量爆发是显而易见的。马歇尔·莱尔德对此做过描述，他将化学控制比作脚踏车，认为一旦我们踏上去，就会因害怕面对由此而来的后果而无法停下来。

在世界其他地方，疾病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喷洒活动发生联系。出于某些原因，像蜗牛一样的软体动物几乎不受杀虫剂的影响。这一现象已被多次观测到。在佛罗里达州东部对盐沼地喷药而造成的生物大屠杀中，唯有水蜗牛生存下来。那种景象就像描述一幅骇人的画面，像是超自然主义者的画笔创造出来的东西——蜗牛在鱼的尸体和垂死的螃蟹中挪动，拼命吞食着死于致命毒雨的受难者的尸体。

为什么说这项研究发现非常重要呢？其重要性体现在，水蜗牛很多次充当着危险寄生虫的宿主。这些寄生虫在它们的生命周期中，一部分时间在软体动物中度过，一部分时间在人体中度过。血吸虫就是一个例子。血吸虫通过直饮水和人们在河里洗澡时的皮肤接触进入人体，而血吸虫就是通过水蜗牛宿主进入水体的。这种恐怖的疾病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尤其盛行。在血吸虫出现的地方，任何有利于昆虫大量增长的控制方法都很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当然，人类并不是由蜗牛传播的疾病的唯一受害者。牛、绵羊、山羊、鹿、麋鹿、兔子和其他各种恒温动物的肝病都是由肝吸虫引起的。这种肝吸虫的部分生命周期是在淡水蜗牛体内度过的，受到这些蠕虫感染的动物肝脏不再适合人类食用，所以被禁止上市。这样的废弃食材使得美国牧人每年损失350万美元左右。任何引起蜗牛数量增长的行为显然会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在过去的10年里，这些问题已经造成了深重的影响，但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过程却十分缓慢。在昆虫控制方面，大多数有能力去研究生物控制方法并协助实施的研究者都忙于实行化学控制方法。据报道，1960年，美国只有2%的昆虫经济学家在从事生物控制方面的工作，而其余98%都被请去研究化学杀虫剂。

为什么会如此呢？一方面，化学公司正在向大学里投入大量的金钱来支持化学杀虫剂的研究。这就产生了研究生的奖学金和更具有吸引力的工作职位；另一方面，生物控制研究从未获得这样的帮助——原因很简单，生物控制不会向任何人许诺会像化学工业那样带来丰厚的利润。生物控制工作都留给了州和联邦的工作人员，而这些地方的薪水显然要低得多。

这种情况就导致了一个不那么神秘的事实：某些杰出的昆虫学家正在主导提倡化学控制。这些人当中的某些人在进行背景调查时发现，他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化学工业出资的。他们的专业威望，有时连他们的工作本身，都依赖化学控制方法而得以长存。我们能期望他们去咬给他们喂食的那只手吗？知道了他们的偏见后，你能相信他们会对“杀虫剂是无害的”提出反对意见吗？

在对化学药物控制昆虫的普遍的欢呼声中，只有少量报告是由那些少数坚持生物治理的昆虫学家发表的，他们没有忽视他们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工程师，而是生物学家的这一事实。

英国昆虫学家F．H．雅各布称：“很多被称作经济昆虫学家的人，他们的言行可能会使民众相信，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相信拯救世界就是要靠喷雾器的喷头……人们还相信，那些昆虫学家在引起害虫再生、昆虫抗药性或哺乳动物中毒的问题之后，化学家将会研制出另外一种药来治理。人们至今都没有意识到最终只有生物学家才能为根治害虫问题给出方案。”

“经济昆虫学家们必须意识到，他们是在和生物打交道。他们的工作不应该是简单的杀虫剂检测或寻求高破坏性的其他杀虫剂。”新斯科舍的A．D．皮克特博士在报告中写道。皮克特博士本人就是创立控制昆虫合理方法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锋，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的作用。

大约35年前，皮克特博士在新斯科舍的安纳波利斯河谷的苹果园里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那里曾是密集的水果种植区。在那时，人们相信杀虫剂（当时还是无机化学药物）能够解决害虫防治问题，人们还相信，唯一要做的就是向水果种植者们介绍如何遵照推荐的方法喷洒杀虫剂。这个美好的愿望没能实现。不知为何，害虫仍在苟延残喘。人们投入新的化学药物，发明新的喷灌设备，喷药的热情持续增长，但是昆虫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DDT承诺能消除苹果蠹蛾爆发的“噩梦”，但DDT的使用真正带来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螨虫灾害。“我们只是从一场危机进入另一场危机，以一个问题换来了另一个问题。”皮克特博士如是说。

在这一问题上，皮克特博士和他的同事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摒弃了其他昆虫学家的老路——一直追随着越来越毒的化学物质的脚步。他们意识到他们有一个强大的盟友——大自然。皮克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个规划，将最大限度地使用自然控制与最小限度地使用杀虫剂相结合。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杀虫剂时，也是用最小的剂量——以刚刚足以控制害虫而不毁灭其他生物为标准。就连喷洒时间他们也考虑到了。比如，在苹果花变成粉色之前喷洒硫酸烟碱，如此一种重要的捕食性昆虫就能幸存，这可能是因为苹果花在变色之前它们的卵还没有孵出。

皮克特博士对化学药品的挑选十分谨慎，只选那些对寄生性昆虫和捕食性昆虫危害极小的化学药物。“如果我们把DDT、对硫磷、氯丹和其他新的杀虫剂作为日常昆虫控制措施使用的时候，能够遵照我们过去使用无机化学药物时所采用的谨慎方式去实行，那么对生物控制感兴趣的昆虫学家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意见了。”他说。他没有采用那些毒性强且用途广泛的杀虫剂。相反，他主要使用于渔尼汀（一种从热带植物的地下茎中提取的化学物）、硫酸烟碱和砷酸铅。在某些情况下只使用极低浓度的DDT和马拉硫酸（浓度为每100加仑中1或2盎司，而过去常用浓度为每100加仑1或2磅）。尽管这两种杀虫剂是现代农业中最不具毒性的，但皮克特博士仍希望进一步研究，用更加安全、更具选择性的物质来取代它们。

他们的计划进展如何呢？新斯科舍的果园栽培者遵循皮克特博士的改良喷洒计划以后，他们生产出了大量的一等水果，和那些使用化学药剂的生产者生产的一样多。另外，他们实际花在治理上的费用变得更少。新斯科舍的苹果种植者在杀虫剂上的经费只相当于大多数苹果种植区的10%～20%。

和辉煌成果相比，更加重要的事实是，新斯科舍这些昆虫学家所执行的改良过的喷药计划不会破坏大自然的平衡。整个情况正朝着由加拿大昆虫学家G．C．乌里耶特10年前提出的哲学观点稳步前进。他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自己的观点，放弃认为人类有优越性的态度，并承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在自然环境中找到的控制生物种群的办法和想法会比我们自己弄出来的方法更加经济合理。”

(1) 　比属刚果（the Belgian Congo）：1908～1960年为比利时殖民地，名为比属刚果。1960年6月30宣布独立，成立刚果共和国。1965年11月24日蒙博托发动政变，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1971年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