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七星之“天文”,与中华文明之“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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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七星之“天文”,与中华文明之“人文”

考古证明,中华文明的起航,约始于距今8000年前。

这与远古上古先民的观象授时有关,甚至可以说,与北斗七星的指引密切相关。

汉字的“文”,本义是“图画”“图象”。天上的“图画”“图象”,就是“天文”。

《易·贲·彖》:“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大有·彖》:“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天文”映射于人世,“人文”才得以“明亮”。“观天察时”,应其而行,才得以顺利通达。

这是远古上古先民数千年的实践总结,也是古人智慧高度凝聚的哲学概括。

北斗七星之“天文”,与中华文明之“人文”

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革命发源地之一。

出于生产和生活的必须,中国远古先民,应该在一万年前就开始观测天象。

“观天察时”或曰“观象授时”之“观”,无非分为白天和夜间。

白天,阳光刺眼,人们采用了“立杆侧影”的方法。这个“杆”,亦称“髀”,本义是人的腿骨——可知,最早的侧影实践,就是观察阳光下所照出的人影。

夜间,居于北半球的古代先民,很自然地抬头望向北方夜空。于是,在夜空的北端中央位置,发现了“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之“天文”,与中华文明之“人文”

第一,北斗七星十分明亮,易于看到。第二,星象稳定,现代天文学证明,近万年来,其所在视觉位置几乎没有变化。

古人于何时观注到了“北斗”?

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号墓发现了蚌壳雕成的“北斗”图形。古人关注到“北斗”,肯定要比这早得多。

距今5000多年的“河洛古国”遗址,也发现了“北斗”图形,但多出了两颗“伴星”,成了“北斗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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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古国北斗九星)

智慧的先民,把“七星”想象成“斗”的“图形”“图象”。

《诗·大雅·大东》:“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惟北有斗,西柄之揭。”

先民根据“北斗”运行之变化,以区分“四时”。

北斗七星,四星如斗,三星如杓。“斗杓”亦称“斗柄”。

《鹖冠子·環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南梁昭明太子萧统《谢敕贲看讲启》云:“均斗杓以命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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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北斗帝车石刻图)

古人凭借“北斗”,不仅可以区分四季,还可以精确到月,即所谓斗柄所指具体之辰,称“斗建”。

如,正月斗柄指寅,称“建寅之月”;二月斗柄指卯,称“建卯之月”,等等。

《汉书·律历志》:“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

以“北斗”作为基准坐标,上古先人建立了完全的星象体系。

第一步,古人重点观测了“北斗”的两侧,发现了东方的“角宿”和西方的“参宿”,而且总结出了“北斗”运行与此二宿的关系。

北斗七星之“天文”,与中华文明之“人文”

《史记·天官书》说,“杓携龙角”,“魁枕参首”。

古人以这二宿为主,划分了天上的东西二“宫”——“东宫苍龙”和“西宫白虎”——“角”即龙角;“参”为虎首。

向南观测,古人又发现了“南斗”。

《史记·天官书》讲了“北斗”与“南斗”之关系——“衡殷南斗”。

司马迁说,“北斗”三星之杓的延长线,指向“东宫苍龙”的角宿;“北斗”四星之魁指向“西宫白虎”参宿首星;“北斗”第五星“玉衡”引出的直线,指向“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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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6500年前的西水坡遗址中,“北斗”蚌壳图形的东侧和西侧,分别是蚌壳组成的龙虎图形。

接着,古人又划分出了“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

这样,古人就将整个星空,划分成了“四宫”,也想象成了“四象”。

这“四象”,分布于从地面观测太阳的周年视运行轨道的东西两端和南北两侧。每“象”,包含七个恒星群,称“七宿”,合共“二十八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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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当四象)

古代先人对上述恒星的观测,异常坚韧和持久;每个星宿,都有几个甚至几十个被命名且加以观测的“星”,古称“据星”。

经过如此精细,并持续数千年的观测,古先民们,建立起了庞大精确的“时空体系”。

《史记·天官书》记载了长期被观测的“星官”91个,恒星500余颗。东汉,张衡所记录的“常明星”即恒星,达到了2500多颗。

而这一切,都是从最早对“北斗七星”观测开始,并以此为基准进一步延续而逐渐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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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期良渚、龙山文化北斗“璇玑”神像)

古人在观测“北斗”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分野”,即“天地合一”理论。

《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汾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

这大约是公元前两千年以前的原始“分野观”。

考古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山东至浙江一带古文化中,普遍流行“斗魁”图形。

西周墙盘铭文载:“清幽高祖,在微灵处。”这是说,殷王帝乙死后升天,居住在自己的“微灵”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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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元年》说,天帝迁高辛氏长子于商丘,迁次子于大夏,分别主祀“大火”和“参星”。

这是以“二十八宿”为依据的“分野”理论。

“分野”理论,成为了“星占学”最重要的“助推器”——天文与人文的合一。

汉志》,录天文书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皆有星占内容。班固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行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先秦至汉,诸侯到皇帝,大多迷信星占,汉武帝是典型之一。

北斗七星之“天文”,与中华文明之“人文”

《史记·天官书》中“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是司马迁引用《书·尧典》中的原话。

这是说,帝舜不能推辞帝尧的“禅让”,于正月吉日,举行了摄行天子之政的大典。然后依天象以勤人事,观察“璇、玑、玉衡”北斗七星之星象,视其斗柄方向分别四时、节令、物候,处理“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造”这七个方面与民生有关的要政。

可见,很早以前,“北斗七星”的星象,既是君王行权的依据,又关乎生产和民生。

总体来说,观测包括“北斗”在内的星象,在农业社会,对农业生产具有首要的意义。

但同时,“观象”又对中国古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

北斗七星之“天文”,与中华文明之“人文”

具体来说,从观测“北斗”开始的“天文观象”,不仅是古人赖以建立时空体系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为古代哲学观、宗教观、政治观、与科学观,以及包括祭祀在内的礼仪制度的渊源。

中国自古形成的阴阳转换哲学,即与“北斗”有着密切关系。

《淮南子·天文》:“北斗之神有雌雄,雄左行,雌右行。”

裴骃《史记·天官书·集解》:“(北斗)尾为阴,又其用昏,昏阴位,在西方。魁,斗之首,首,阳也,又其用在明阳与明德,在东方。”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北斗。”

中国的远古上古先民,正是在天文观测同时,逐渐形成了上述观念,从而也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宇宙观,形成了古人对于天、地、人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并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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