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天文学伪史考——中西宇宙模型的演变逻辑

西方天文学伪史考

——中国古代宇宙模型的演变逻辑

人类对于宇宙天地日月五星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积跬步而致千里，中国天文学是也。

一、中国古代宇宙模型的演变

从中国历史看，古代宇宙模型包括为两个部分内容，即天地模型和七政模型。

?天地模型

天地模型就是描述天是什么样（盖、蛋壳、无边际）、地是什么样（地平、地圆）的理论模型。

根据李淳风《乙巳占·卷一》，中国古代天地模型，即论天体象者，凡有八家：

一曰浑天，即今所载张衡《灵宪》是也；

二曰宣夜，绝无师学；

三曰盖天，《周髀》所载；

四曰轩天，姚信所说；

五曰穹天，虞耸所拟；

六曰安天，虞喜所述；

七曰方天，王充所论；

八曰四天，祅胡寓言。

李淳风认为，凡此八家，浑天最亲。

至于浑天说的具体内容，详见拙文《谁在造谣欧洲带来地圆说？》，强调一下，浑天说是主张“地圆”的。实际上，浑天说还包括三垣二十八宿和其他恒星，或者说，天地模型是以三垣二十八宿和其他恒星为天的，虽然古代人认为垣宿恒星之外还有虚空（如四表）。

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把天分成不同区域，即分布着不同的星官、星宿或星座，主要用于日月五星的定位、出行导航等。

?七政模型

何谓“七政”？

“七政谓日月与五星也。木曰岁星，火曰荧惑星，土曰镇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七者各自异政，故为七政。得失由政，故称政也。”（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三》）

所谓“七政”，就是指日月五星，即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

因此，所谓七政模型就是太阳系模型。

无论天地模型，还是七政模型，都是以“地”为中心的，即地心说。

因此，在中国古代很长时间里，宇宙模型是以地为中心的天地模型和七政模型，即地心说、天地模型、七政模型。

地心说和天地模型在汉代就基本定型了，即浑天说=地圆地心说+天地模型，而七政模型却发展缓慢，从孔颖达的注疏可知，至少在唐朝，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还认为“日月五星”运行是杂乱无章，各自为政，互不隶属。

?九重天模型

虽然“七政”运行各自为政，但古人还是认识到七政与地球的距离远近不同，恒星距地球远近与“七政”也不同，基于这种远近的不同，就形成了宇宙的分层模型，也就是“N重天”模型，其中最主要的是“九重天模型”。

中国古代流行“九天”之说，只不过“九天”存在两种含义：

其一，“九天”即“九野”，就是把天分成九块，如《吕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颢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

和“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一样，这里的“九天”是把恒星分成九块区域。

其二，“九天”即“九重天”，就是把天分成九层。如唐李白的千古绝句“疑是银河落九天”，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宋晏殊的“使星归觐九重天”。

古代形容御极为“九五之尊”，“九”就是“九重天模型”的第九重，是实数九，形容到了极限，并非虚九。

“九天”在古代另一个称呼为“九霄”，也是指九重天。如唐武衡的“剑壁危梁上九霄”，杜甫的“翠管银罂下九霄”，宋陆游的“道人不怕九霄寒”。

可以看到，唐宋盛行“九重天”之说。那么具体而言，“九重天”是哪九重呢？

虽然“九重天”在唐宋久负盛名，如雷贯耳，但是，该模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从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注疏《考灵曜》的表述，似可见一斑：

“按《考灵耀》云：‘……周天百七万一千里者，是天圆周之里数也。以围三径一言之，则直径三十五万七千里，此为二十八宿周回直径之数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东西各有万五千里，是为四游之极，谓之四表。据四表之内，并星宿内，总有三十八万七千里。然则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处，则一十九万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数也。’……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郑注《考灵耀》之意，以天去地十五万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时，日在上假於天八万里，下至地一十一万三千五百里。”（唐·孔颖达《礼仪·正义·卷十四·月令第六》）

根据这段叙述，可以看出四表、星宿、日距离地心的远近不一样，具体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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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孔颖达的《礼记正义》的表述，可以把天地模型至少分为三重：

日轮天：距地11.35万里

星宿天：距地17.85万里

四表天：距地19.35万里

“凡二十八宿及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计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则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唐·孔颖达《礼仪·正义·卷十四·月令第六》）

根据这段表述，月与日又有不同运行速度，因此，划分“N重天”的依据还有天体的运动速度。

“《楚词》言‘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浑天家言‘天包地如卵里黄’，则天有九重，地为浑圆，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故表出之。”《明史·卷二十五·志第一·天文一》

《明史》明确地说，自古中国就有“九重天”之说，西洋之说，与中国古人所言不背，也就是说，基本一致，而实际上，西洋之说源于明末中国，是明末传教士来华之后学习中国文化典籍的结果，“九重天模型”的科学发现权属于中国，即：西学即明学：西学=明学。“九重天模型”具体为：

“其言九重天也，曰最上为宗动天，无星辰，每日带各重天，自东而西左旋一周，次曰列宿天，次曰填星天，次曰岁星天，次曰荧惑天，次曰太阳天，次曰金星天，次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阴天。自恒星天以下八重天，皆随宗动天左旋。”《明史·卷二十五·志第一·天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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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九重天模型”，包含如下内涵：

九重天模型=地圆地心模型+浑天模型+七政模型

九重天模型的重大意义在于，人类认识到日月五星恒星与地球的远近不同，在各自为政、杂乱无章的“七政”运行中首次1理出头绪。

?《隋书》模型

“月行之道，斜带黄道。十三日有奇在黄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黄道里。表里极远者，去黄道六度……五星为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黄道里，或出黄道表，犹月行出有阴阳也。”（《隋书·志第十五 天文中》） ???

《隋书》的描述说明，五星运行于太阳的黄道面上下，或者说，差不多同在黄道面上运行，而且它们之间是独立平等的。

这是在各自为政、杂乱无章的“七政”运行中第二次2发现规律，此前《晋书》等未见相关阐述。

?《宋史》模型

“凡五纬皆随日由黄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宋史·卷四十八·志第一·天文一》）

此处“五纬”即五大行星。到了宋代，人类又从各自为政、杂乱无章的“七政”运行中第三次3发现规律：五星随着太阳在黄道上运行。这里“随日”不甚明确，保守分析至少说明，太阳是五星的“大哥”、“百官之首的宰相”，既非独立平等或关系不明，也没有主宰五星之意。当然，激进一点坚持日心说，也不无不可。

宋代第三次发现五星随太阳由黄道运行的规律，可以看作是对“九重天模型”的修正。“九重天模型”从唐至明，一直享有盛誉，《明史》讲天文志，一开头就讲到它。

《宋史》模型与伪托勒密模型基本相同。

?周述学模型

“黄道既移，而五星只是随黄道出入不过七八度，可见五星听命于日也。五星经度疾迟晋（顺）逆伏见随日远近，而纬度之出入亦随乎日之远近。盖日、君也，五星、臣也，故其听命有如此。月之晦朔弦望，固随日之远近，至于黄赤反复，其道出入黄道相距六度，亦未尝紊乱，是纬度之变亦随乎日之南北也。但日为君，而月象后，其迟疾行则自其有所专制，而不若五星之尽听命于日耳。”（周述学，《神道大编历宗通议·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0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399页）

1558年周述学在其《神道大编·历宗通议》中认为太阳主宰五星运行，是君王。可以看出，周述学在宋代发现的五星随太阳黄道面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也是第四次?发现太阳与五星、月球运行新规律：

1.太阳主宰五星，日为君，五星为臣

2.五星距离太阳远近不同，则运行状态不同

3.从经纬度看，五星绕行太阳于类圆轨道上

4.月亮自有专制，不听命于太阳，并说明理由

5.五星并非完全与太阳共面，而是稍有偏差

?邢云路模型

“月道交日道，出入于六度，而信不爽。五星去而复留，留而又退而伏，而期无失，何也？太阳为万象之宗，居君父之位，掌发敛之权。星月借其光，辰宿宣其炁。故诸数壹禀于太阳，而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故日至一正，而月之闰、交、转，五星之率皆由是出焉。此日为月与五星之原也。”（邢云路，《古今律历考》，《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1203页）

这里，1600年邢云路提出“万有引力”概念——牵系，则比周述学又进一步?，但邢云路似乎认为，月亮和五星一样都受太阳主宰牵系，显然与事实不符，比周述学退步了。

?崇祯历改

必须承认的是，在周述学之前，虽然中国古代对“天地日月五星”（宇宙+地球+七政）运动关系的认识不断进步，但从现代的观点看，对日月五星运动的认识基本上还是一团乱麻。到周述学模型诞生，认识发生了质变，即日与五星关系明确了，月球与日五星的关系脱离（自其有所专制），而地月关系、日地关系、五星逆留现象依然晦暗不明。到邢云路模型出现，提出日月五星关系的实质即“一气之牵系”。可见，明末即从1558年到1600年，天文学发展迅速，而至崇祯历改时，集全国精英之力，是否会进一步突破呢？

“崇祯初，礼部尚书徐光启督修历法……崇祯二年，礼部侍郎徐光启兼理历法。”《明史·卷二十五·志第一·天文一》

明末，中国天文学发展到了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崇祯历改时期，是否会在周述学、邢云路等科学发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而有新的发现呢？如提出或发现“日心地转说”？提出或发现诸星都运行于椭圆轨道上？进而发现诸星日行面积相等？由于《崇祯历书》被篡改，已不得而知。

不过，基于一贯主张“明朝辉煌远超我们想象”的观点，我认为，这些发现都在明朝末年崇祯历改中完成了！至于清朝前期和中期的历改，只是在消化理解罢了！

?清朝历改

清朝天文文献揭示的天文学发展史显示，先发现“椭圆轨道”，再发现“面积定律”，最后才是“日心说”。

“近六十年，西土有多名家，先后继起，较前人用测更精，立法更尽，造图更美。其一未叶大，因悟不同心规与小轮难于推算，于是更创蛋形图，以解天文根本。”（汤若望，《历法西传》，《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第七十七卷历法总部总论五，第32册，第12-13页）

此“蛋形图”应为椭圆，结合上下文，应该是这个意思。根据拙文《汤若望的《历法西传》是伪造的》，我认为《历法西传》大约成书于1713年。

“刻白尔以来，屡加精测，又以均轮所推髙卑前后渐有防差，乃设本天为撱圆，均分撱圆而积为逐日平行之度，则卑卑之理既与旧説无异，而髙卑前后盈缩之行，乃俱与实测相符也。”（《历象考成后编·提要》）

这里明确提出伪开普勒的椭圆轨道定律和面积定律，而《历象考成后编》成书于1737~1742年。我认为，一旦认定为椭圆轨道，根据日月五星的“赢缩”运动，面积定律不难发现。

“至以推盈缩差，则均轮之所消息者，又属太过，惟以寅不同心天之心作椭圆形，自地心甲瓜分之计，太阳在椭圆周，右旋，其所行之分，椭圆面积日日皆相等，而用以推黄道实行之盈缩。”（《历象考成》后编[A]，第792册，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7页）

“椭圆面积日日相等”，中国文献的表述非常精要具体形象，而所谓伪开普勒第二定律的表述则显得抽象高深。这就像拙文《时间的本质是一种空间的运动逻辑》所述，爱因斯坦看似高深莫测的说法，其实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非常具体形象可亲的。尼采说“所有语言都是隐喻”，我认为，一切抽象表达都是源于生活生产实验的实践。甚至可以说，形象具体的是原创的，抽象概括的是抄袭的。

“1759年成书的《皇朝礼器图式》一书中详细著录了这两架仪器。一架叫‘七政仪’，一架叫‘浑天合七政仪’。这两架仪器现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

“七政盘的外层是个三重套环装置，火、木、土三个行星分别以竖杆立在这三重套环上，每个套环都有一个扳钮，用手拨动扳钮，可使火、木、土三个行星绕太阳运动。木星有四颗卫星，土星有五颗卫星，每颗卫星也都用竖杆连在木星和土星底下的小圆盘上，拨动扳钮可以表现各卫星环绕木星和土星旋转的现象。七政盘的中层是地球和月亮，内层是金星和水星，正中间最大的圆球体是太阳。

“1760年法国人蒋友仁在他献给乾隆的《坤舆全图》上第一次正确地介绍了哥白尼——刻卜勒学说。”（刘炳森、马玉良、薄树人、刘金沂，《略谈故宫博物院所藏“七政仪”和“浑天合七政仪”》，《文物》1973年09期） ?

当1760年法国人蒋友仁献给乾隆《坤舆全图》并信誓旦旦地介绍了哥白尼-刻卜勒学说时，清廷里早就有相关仪象模型了，而《历象考成后编》也早就非常形象具体地阐述过了，不知道此说何来？何谓“第一次”？又何谓“第一次正确”？？？

?总结

综上所述，《宋史》模型其实就是伪托勒密模型，周述学模型其实就是伪第谷模型。从中国古代宇宙模型的演变可以看出，古人对宇宙的认识从宏观的天地模型到中观的七政模型，从盖天说到浑天说，从“七政”各自为政到五星为太阳一气所牵系，显示从未知到已知、从粗到细、由疏导密、由浅入深的发展和认识规律。

“汉以前差以日计，唐以前差以时计，宋元以来差以刻计，今则差以分计；必求分数不差，宜待后之作者。”（徐光启，《月食回奏疏》，转引自：陈宏喜，《试论徐光启修历思想之特点》，《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

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宇宙论的脱节……中国的天文学家们积累了这么多的天文观测资料，也发展了推算预报日月行星方位的计算方法，但他们的工作对宇宙论却没有判决性的选择作用。天文学的积累性进步没有帮助淘汰和选择宇宙模型，宇宙模型也没有帮助约束天文学理论并使之更加严密。”（吴国盛，《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4期）

吴国盛所言滑天下之大谬！简直是不学无术！从本文总结中国古代宇宙模型的演变史可以看出，不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积累性进步一直在促进宇宙模型的发展，宇宙模型的发展也一直使天文学理论越来越接近事实并使之更加严密。

二、西方天文伪史考辨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历程遵循的是实践逻辑结构，显得非常自然正常、顺理成章。那么，西方天文学发展遵循的是什么逻辑结构呢？

?古疏今密vs一成不变

“问：中厯古疏今密，实由积固己，西厯则谓自古及今，一无改作，意者其有神授欤？”（梅文鼎《历算全书·卷一》）

欧罗巴“厯书所述多禄某之法，至歌白泥而有所改订，歌白泥之法至地谷而大有变更，至于地谷法畧备矣，而逺镜之制又出其后，则其为累测益精，大畧亦如中法，安有所谓神授之法而一成不易者哉？”（梅文鼎《历算全书·卷一》）

中国历法是古疏今密，实由积也。西洋传教士言说却自相矛盾，一方面，固守其基督教的历法神授观念，从无改作；另一方面，却又说从多禄某到歌白泥，“有所改订”，而从歌白泥到地谷，“大有变更”，其后在精度上提高，显示其历法也是古疏今密的变化。梅文鼎的反问非常有力量。

在我看来，“从无改作”是真话，而“有所改订”、“大有变更”、“累测益精”是在华谎言。

?周述学与伪第谷，谁抄袭谁

何谓伪第谷模型？

伪第谷体系于1588年问世，其基本内容为：五星（金、水、火、土、木）绕着太阳转，然后太阳带着五星绕着地球转，月球也绕着地球转。（江晓原，《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01期）

由上可知，伪第谷模型就是周述学模型，二者基本相同，而周述学模型出版于1558年，因此，即使按照西方伪史所述，伪第谷模型1588年才出版，也晚于周述学模型30年，鉴于欧洲人大航海，谁抄袭谁，岂非一目了然？

?九重天模型vs伪第谷模型

根据《明史》，上文所引具体“九重天模型”系以西洋传教士言说为准。

但是，“九重天模型”与伪第谷模型是不能相容的，因为前者五星以地球为中心，后者以五星以太阳为中心。既然西方已经知道伪第谷模型，就不应该再对“九重天模型”情有独钟，或者须对“九重天模型”作出重大修改，即“四重天模型”，如图5：

因此，西方传教士就不能在明末一边传授伪第谷模型，一边却信奉“九重天模型”，并把它绘制在《坤舆万国全图》上。而根据上述我总结的中国天文发展史，由于《坤舆万国全图》上有“九重天模型”，则《坤舆万国全图》必绘制于1558年周述学模型之前。据此，可判定《坤舆万国全图》必为中国人测绘。

?九重天vs九壳天

“第一次拥有天球思想的，大概是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阿氏认为地球是静止的，因为它居于宇宙的中心……明确说出天球概念的是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直到柏拉图的希腊天文学就形成了8天球+1地球的层层相套的宇宙结构。其中最外层是恒星天，周日旋转，内层依次是土星天、木星天、火星天，再往内次序有点不太好定，因为太阳、金星和水星的黄道平均周期相同，所以有不同版本的排序。最后是月亮天。”（吴国盛，《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4期）

这是西方的“八重天模型”，少了一个第九重即无形带。值得注意的是，这与中国的“九重天模型”完全不同，不同在何处？不同在于，西方所谓柏拉图时代的“八重天”实际上是“八壳天” 。中国“九重天模型”的“重”是无形的、虚拟的，西方的“八壳天模型”是有形的、真实存在的，因为，这天壳上可以钉上星球：

“所有的天体都是镶嵌在天球上的，就像是钉在天球上一样(英文中所谓恒星，就是fixed star，被钉着的星)。”（吴国盛，《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4期）

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知道中国的“九重天”不是有形的、真实存在的？因为“疑是银河落九天”、“上九霄”、“下九霄”。

西方的“八壳天模型”，大概是对浑天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的误解，不过，这个误解实在太大了，抄袭不及格！

?均轮、本轮的缘起

“同心球模型虽然开科学方法论之先河，但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它让行星与地球始终保持距离不变，因而不能解释行星亮度的变化。之后阿波罗尼引入的本轮-均轮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这项技术让行星位于本轮上，让本轮的中心位于均轮上，让均轮的中心位于地球上。当本轮和均轮同时运动时，既可以产生逆行，也可以产生行星-地球距离的变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本轮-均轮技术进一步得到优化和扩展，终于在公元二世纪的托勒密那里修成正果。”（吴国盛，《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4期）

按照西方所述，西方伪托勒密模型发展很早，比《宋史》模型早一千多年；西方从伪托勒密模型发展到伪第谷模型花了约1400年，而中国《宋史》模型发展到周述学模型只花了300多年。《宋史》提出本轮-均轮模型是因为发现“五纬皆随日由黄道行”，而西方托勒密模型竟然是因为“不能解释行星亮度的变化”而提出，并非基于认识日五星运动。即便为了解释“行星亮度的变化”，也并不必然要“让本轮的中心位于均轮上”，因此，就原理来说，《宋史》模型更严格地趋近伪托勒密模型，虽然严格来说，《宋史》模型也并不必然要求本轮中心在均轮上，但大概就在均轮附近。

根据引文，西方的本轮-均轮模型是用于解释行星亮度的变化，只是一种抽象逻辑的解释，只是一种纯粹假说。而《宋史》模型和周述学模型是在中国历代观测和模型的基础积累上，基于新近观察和理性思考的成果，这是一种基于实践逻辑和理性思考的科学发现，这是实践逻辑、科学逻辑。

?周述学模型vs伪第谷模型

“西方在阐述伪第谷模型的时候，第谷“提出自己的新体系（ De Mundi ,1588)，试困折衷日心说和地心说”。（江晓原，《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01期）

第谷把伪哥白尼日心说应用于五星——五星绕着太阳转，而拒绝应用于地球，依然坚持伪托勒密模型的地心说——太阳绕着地球转，于是，就这么“折中”而诞生了伪第谷模型。也就是说，伪第谷模型不是基于实际观测，而是一种基于两种理论的拟合，一种纯粹的解释，一种纯粹的假说。显然，这是一种基于被称为西方抽象逻辑的“传统”——假说性逻辑结构，非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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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6所示，为了使人们相信这种假说性逻辑结构，西方还伪造大量关于第谷作出该理论模型的故事性“史”料。

而中国周述学是在隋朝发现的五星与日同在黄道面的基础上，经历“五星和日彼此独立平等→日是五星的大哥宰相→日是五星的主宰君王”这样观测思考而取得的细微进展累积和认识过程，积跬步而致千里，这是一种实践逻辑——需要时间沉淀的实践逻辑，这是科学逻辑。

显然，周述学和第谷提出各自模型遵循不同的逻辑，我无法在这里像证明西方微积分伪史 等那样，通过“基屋倒悬”“乾坤颠倒”来证伪伪第谷体系在逻辑上存在的问题，只能由各位读者自行判断——细品。我相信，经过本文一番抽丝剥茧的梳理，答案一目了然。

?诈骗的逻辑陷阱

由于不知道或拒绝承认西方伪史，官科对于近代历史诸多问题的研究可谓浮想联翩，臆测连连，众说纷纭，已然陷入诈骗的思维陷阱之中。如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日心说在中国的传播，对于这一问题，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席泽宗、薄树人[1]等人指出正是由于传教士的隐瞒、歪曲，哥白尼学说才没能及时被介绍到中国；江晓原的文章[2]却认为耶稣会士没有阻挠哥白尼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他们在西方天文学知识东传的问题上是有功无过的。席文在文章‘Copernicus in China’[3]中认为日心说之所以没有在中国顺利传播是因为传教士传入的知识本身是支离破碎不得要领的。”（详见《来华传教士与“不完整”的日心说》）

中国学术界堕入西方诈骗的逻辑陷阱中而喃喃呓语，包括这位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生李晓明，但我认为西人Nathan Sivin所论倒有几分道理，只不过对象错了，传教士不是对传入中国的西学的理解支离破碎不得要领，而是对所获得的明末崇祯历改的相关消息知识在理解上存在问题，显得支离破碎不得要领，无从判断真伪，陷入迷茫，甚至拒绝/不敢接受明末历改取得的最新知识（如日心说、椭圆说等）。另一方面，基于理解上的问题，传教士编造谎言也就颠三倒四，不同之人也有不同说法和倾向。

?结论

中国古代天文发展遵循的是实践逻辑结构，而西方天文发展“史”显示其遵循的是抽象逻辑结构，其实质是抄袭逻辑、强盗逻辑，实际上是“偷窃抄袭+胡编乱造”。

三、结 语

设问：按下明末崇祯历改被篡改不表，如果没有传教士，中国人会不会发现伪开普勒定律、伪哥白尼的日心说、伪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我认为肯定会的，传教士只不过是在明末入华，恰好赶上明清改朝换代，在满清愚昧又实行抑汉扶洋政策的背景下，在中国世俗化的历史文化里，在中国天文学文化中，沿着中国古代天文学源远流长的学理脉络，继续中国天文学发展的必然旅程罢了。

为什么？

因为一旦周述学模型或伪第谷模型或邢云路模型提出之后，必然会产生两种可能：

其一，对“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进行推广拓展，认为地球也被太阳牵系，从而提出和发现“日心地动说”，进而推广到地月关系。

其二，基于赢缩提出偏心圆、对点模型等，但仍有较大误差，最终必然提出或发现诸星都运行于椭圆轨道，抛弃正圆轨道。（大桥由纪夫，《〈历象考成〉中的太阳运动论》，《内蒙古师范大学（自然科学汉文版）2007年06期；王广超，《〈历象考成〉中的日躔模型》，《自然科学史研究》2013年04期）

一旦采用椭圆轨道，精度就会提高许多，在隋唐已创制定气法的情况下，那么推出“面积定理”并不难。

至于万有引力定律，逻辑关系较远，综合程度较高，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沉淀。

事实上，在明清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在满清的抑汉扶洋政策、愚民政策和打压民间科技发展政策之下，传教士取代汉人知识精英而沉浸沐恩于中华文明之中，沿着中国历朝历代发展出来的学理脉络，在时间沉淀的作用下，获得巨大发展和进步，相反，中华文明全面停滞甚至退步，清末很多精英知识分子的科学知识水平明显下降，竟然都不知道地球是浑圆的。而中华文明的学理脉络、发展历程在大量来华传教士、商人的操弄之下转移到欧洲去接力，相当于把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的“产业链”外迁去了欧洲，从而引发欧洲近现代科技大爆发。正如拙文《《几何原本》真相大揭秘》所言：

也正如石云里、吕凌峰研究显示：“从耶稣会士寄回欧洲发表的部分交食报告来看，在康熙五十八到乾隆十六年（1719——1751年）之间的三十多年里，他们对日食三个食相时刻观测的平均误差依次只有0.035 、0.023和0.04小时（即2.1、1.38和2. 64分钟），远远小于上述预报的平均误差 。”（石云里、吕凌峰，《礼制、传教与交食测验——清钦天监档案中的交食记录透视》，《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06期）

由此可见，一方面，传教士把虚假数据上报给满清朝廷而忽悠之，另一方面，传教士却把大量真实的清朝天文观测数据源源不断地寄回了欧洲。

而西方根本没有相应的学理脉络（下篇将详述论证，请关注本公众号），即使按照西方伪史所述，儒略历始于公元前而格里高利历始于1582年，期间欧洲再无天文观测历改，竟致误差达十日即十度，而恍然不知，何来学理脉络？还看中国，源远流长，绵绵不绝：

“考汉太初至元授时，治历者，七十余次，创法者，十有三家，而称善者，不过太初、大衍、授时而已。盖太初之历以黄钟定，大衍之历以蓍策成，授时之历以晷景考。”（周述学，《历宗通仪·周东皐治历三考》）

“黄帝迄秦，历凡六改。汉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明史·卷三十一·志第七·历一）

事实是，欧洲只有愚昧基督教的宗教文化思想，直到18世纪才开化理性起来，直到19世纪才世俗起来。就像我之前对传教士所作的区分：来华传教士和在欧传教士，来华传教士由于受中华世俗文化熏陶，早已比较理性，而在欧传教士却直到18世纪才学会理性。

因此，明末来华传教士偷窃明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明学，据为己有，却撒谎为其欧罗巴之西学，在清初“西学中源”的压力下，编造西方伪史，以图实现“西学西源”，欺骗中国人、他们自己和世人，真可谓欺世盗名。

明学-西学→西学中源→西学西源

从实际效果看，欺世盗名几乎大获成功。

清朝的抑汉扶洋政策和愚民政策，以一个朝代葬送中华文明5000年领先格局，这也不是欧洲人天赋异禀，而是赶上了中国天文学发展的质变转折点，赶上了中国科技发展积累恰好到了工业革命的当口，西方弯道超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边缘末流社会迈入工业社会，领导世界科技潮流。事实是，世界上人类社会的第一台蒸汽机是在中国发明的，如下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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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满清的抑汉扶洋政策使得传教士承接中华文明发展的学理脉络（明末），并传播迁移到欧洲生根开花结果；另一方面，满清的愚民政策和压制民间科技发展政策导致中华文明发展的学理脉络断绝，丧失人类/世界科技文化中心的地位，开创人类历史上地球科技中心转移的先河（中国→欧洲）。

（完）